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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卫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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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中国如何从有耻变得无耻  

2013-06-08 12:51:26|  分类: 历史看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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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两汉——道德洁癖
志士不饮盗泉之水,廉者不受嗟来之食,这就是老祖宗们近乎变态的道德律。孔夫子因为盗泉之水不喝;遮着脸的饥民就因为施舍者“喂”了他一声,宁可饿死。二桃三士,太子申生,介子推,王烈遗布,天知地知,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。
这是一个让今人充满美好幻想的时代,无论身居庙堂还是隐身乡野,士人是那么彬彬有礼,草民也效仿贤人,对道德的坚守有着一种近似偏执的疯狂。就这样还被孔夫子骂了一句礼崩乐坏。
或许在今天看来,这个时代耻感爆表,道德洁癖。但正是它的存在,给全民族带来了虚幻的优越感,可以大言不惭:我们是文明古国,我们是礼仪之邦。


魏晋南北朝——不鸟你
魏晋风度是这个时期士林风气的总结归纳,具体是什么,见仁见智,没法归纳。但如果从原因分析,李泽厚说: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、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。
魏晋风度对孝的颠覆,是对名教最直接的冲击。阮籍死了妈天天喝醉,人们说他不孝,实际上母亲去世吐血几升的阮籍岂能不孝。这种真孝子比那些为了举孝廉装模作样守孝二十年,却还生了五个儿子的假孝子强得多。鲁迅评曹操: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,不忠不孝不要紧,只要有才便可以。但他又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。如此翻云覆雨,谁受得了,于是在魏晋时代那些名士们宁愿天天扯淡,也不与政府合作。
名士的不合作,不仅对政府也对所谓的名教。风度是与名教对立的,士大夫反的就是这种虚头巴脑的名教,道德只向内心求,不做表面文章。


唐宋——亲亲相隐
按照黄仁宇的划分,唐宋是中华第二帝国时期,也是儒家文化复兴的时期。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在这个时期形成,并且成为后世的准则。要谈论这个时代的耻感,大唐律确定的“亲亲相隐”律法原则,可为时代的象征。
孔子说过: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”。到了唐朝这个准则从道德上升到法律,不但亲属之间的包庇不为罪过,你要是告发了老爹的罪行,自己也得吃官司。
如果说唐朝还有武家政治捣乱,那么宋朝已成为彻底的文人政府,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儒家伦理也成为了社会的普适价值。
宋朝形成了最早的乡村自治的蓝田公约;宋朝女性权利得到尊重,出嫁女有继承权;科举制全面实行,真正从形式上实现了儒家学而优则士的理想;政治上不因言获罪,对罪官只贬斥不灭肉身。
有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,未必没有道理。因此也有人说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,中华文明的高峰在短短唐宋几百年间一瞬而逝,是为痛也。


明清——贰臣传
乾隆四十一年,乾隆大帝搜罗了明末清初百多位大臣,将他们打入二臣行列。所谓二臣,就是鼎革之际,以汉人之身为满洲前驱,覆亡大明江山的人。他们有大明游击,投降满清第一人的李永芳;有明清两朝督师的洪承畴;有企图投水殉国,却嫌水太凉的钱谦益。林林种种157人,活脱脱一部汉奸全书。
满清入关,投降的明朝文臣武将数不胜数。过了黄河之后,前驱者几乎全为汉军。满洲总共不过10万披甲却鲸吞整个华夏,洪承畴、吴三桂等居功至伟。明朝臣子的礼仪廉耻被这些侍奉两朝的二臣们摔碎了一地。
明清两朝士大夫品格水平跟皇权钳制打压有关。有明一代,朱元璋撤销宰相官职,皇帝对大臣行廷杖;到了满清,更是大造文字狱,杀得天下人头滚滚,只剩下一堆唯唯诺诺俯首称臣。
作为杀人者的乾隆突然意识到,不能让这些两面三刀的二臣们过得滋润了。否则日后国家危难,哪里还有忠臣为之拼命。二臣传中,虽然把真心投降,为满清立下功勋的二臣,投降之后还三心二意的降臣区分开。但钦定二臣,耻辱便永远洗刷不掉,乾隆显然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——礼仪廉耻,为人之道。


民国——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
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写下“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”,这八个字基本概括了民国精神。清末民初乃数千年之大变局,各路西方思潮汹涌澎湃,将被大清朝压制得死水一潭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。
大学自治,学术自由,课爱怎么讲怎么讲,教育部甭想干涉;纵然为官,也有不畏权贵,傅斯年跳着脚弹劾孔祥熙、宋子文;报纸媒体想怎么骂怎么骂,骂了暗杀,杀了继续骂,整体上新闻是自由的;即使军阀混战,也讲究个体面,就如春秋战国,拉杆子打群架也发个全国通电,师出有名。人要体面地活着,所谓体面,就是独立和自由,这是渗透在民国每个角落的根本要义。
在明清数百年的极权政治之后,一股难得的自由空气劲吹神州。这是西学东渐带来的一股现代主义气息,讲究个人独立自由的西学风气,与儒家礼仪廉耻重新融汇,正努力塑造新的国民精神。如果说宋朝是中国士大夫气节的顶峰,那么民国正要将这种风范东西结合,重新书写。
   

文革——到处是卧底
1991年,莫斯科一座苏联英雄的塑像被拆毁,塑像的主人是只有12岁名叫帕夫利克,1932年他因告发父亲给富农开证明信而被“阶级敌人”杀害,由此被苏联宣布为英雄。
在中国,帕夫利克的故事同样发生过。文革时告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,到处是卧底。有人总结文革是: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,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。
例如,有人开玩笑说:“马克思,牛克思,没有钱不来事。”即被人告密,遭受批斗;有的人上厕所不小心用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当手纸,竟然被人挖出来告密。同事,同学,下级上级,甚至朋友之间告密者无处不在。除此以外,还有更恶劣的亲人之间的告密,子告父,女告母,夫告妻,与家庭决裂,大义灭亲。
告密与“礼仪廉耻”的古之美德完全背离,在那个浩劫年代以最卑鄙的方式存在着,以摧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信任为代价,保持自己的利益或者生命。就如哈维尔总结告密者心态:“归根结底,人们需要活着,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。”
这种对人性深处的摧毁是不可逆的,许多人痛心疾首,文革摧毁了国人的信仰,中国人由此变得自私,缺乏信任,做事不择手段等等,处处密探成为今时今日社会丛林法则的历史渊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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